明星县医院院长收回扣超2亿元！曾为医改“标杆”医院

近日，院长王茂生收受超2亿元回扣的贪腐事件被央视曝光，继2013年“药品回扣门”之后，知名县级三甲医院——高州市人民医院（以下简称“高州医院”）再度被拉上声誉“审判台”，震惊、唏嘘声此起彼伏。

“有钱的上广州，没钱的到高州”——这句曾在粤西地区广为流传的话，道出了高州医院曾经的辉煌。一度因“医术高超、不收红包、药价低廉、看病便宜”美名在外，被誉为公立医院改革“火车头”。高州医院昔日无数光环加身，如今却因接连的回扣事件“黯然失色”。

一度塑造传奇，县级医院的浮沉路

建于1927年的高州医院是一所百年老院。起初，位于广东省茂名市下属县级市的高州医院还只是一个“名不见经传”的普通山区医院。但在2001-2011年间，时任院长钟焕清用十年时间打造出了高州“神话”，使其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县级医院。在多方媒体关注与报道下，高州医院化身故事主角，“高州模式”一时闻名。

“高州模式”在业内被总结为一种“去行政化”的改革路径。医院主动放弃政府财政补贴，换取更大的经营自主权，同时通过后来被称为“二次议价”的方式，与供应商谈判获取更低的药品折扣。挤出的药品利润，一方面以低于同类医院的收费让利患者；另一方面通过提高薪资水平，替代传统“灰色收入”，激励医生。

这一模式在当时成效显著，获得了患者与政府的高度赞誉。数据显示，2002至2009年间，该院节省的药品采购费高达2.2亿元，显著减轻了病人的药品费用负担。高州医院因此被誉为“平价医院”“百姓医院”，并获得了广东省卫生厅、卫生部以及广东前后两任省委书记张德江和汪洋的高度评价。

2010年，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亲笔写道：“这个案例好，公立医院，尤其是贴近基层的市县级的公立医院要都办成这样，该有多好！”

同年，在全国人大广东团分组讨论会上，钟焕清曾自豪地表示：“高州医院是唯一一个没有红包的医院，任何一个记者、中纪委、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去暗访，都没查到我们有收红包。”

然而，2011年4月，钟焕清被调离，医院更换院长后，“高州模式”逐渐消失，高州医院也在“回归”。据《第一财经》报道，钟焕清执掌的2010年，高州医院的药品收入为2亿元，而到了2012年，在门诊量减少的情况下，药品销售额却超过了3亿元。

2013年1月，央视《焦点访谈》更是曝光了该院“医药采购回扣”事件。据报道，该医院收取药品采购25%的回扣，仅茂名的一家医药公司就每年支付药品回扣费365万元。其他医药公司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。

事件曝光后，该院时任正副院长被免职并追责。3个月后，时年51岁的王茂生被任命为党委书记、院长，接手高州医院。

王茂生至今从医近40年，曾是茂名市人民医院著名的心胸外科专家，因技术精湛被誉为“王一刀”。这一任命原本寄望于他能以“王一刀”的权威和果断，打击医院内部的不良风气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从手术台到管理岗位的转变并未让他有效遏制腐败，反而最终深陷回扣丑闻，高州医院也再次陷入舆论的漩涡。

院长贪腐不断，权力如何分解？

医疗腐败贯穿各环节，院长更是首当其冲。曾有业内人士认为，院长成为“高危职位”的根源，与其权力过大缺乏监督有关。

早前，《看医界》曾专访现代医院管理专家、上海冬雷脑科医院集团总院长、原上海市浦南医院院长刘卫东。他认为院长权力过大是很多医院出现管理问题的重要原因，医院应该引入现代管理体系，建立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。

而他当时为了更好地管理浦南医院，甚至主动将权力“分出去”。

刘卫东当时在浦南医院引入的现代医院管理模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：决策层（党委会、专家委员会、职代会）；执行协调层（院长、副院长、行政部门）；操作层（各科室、专业委员会、第三方公司）。

决策层由党委会、专家委员会、职代会三部分组成。党委会主要管理干部和重大事项的决策；专家委员会决定医院的发展方向、管理和技术；而职代会主要负责员工福利。三个部门各司其职，所有决策都采取投票表决的形式。

党委会由选举产生，党委书记和院长分设，一般院长兼任党委副书记，院长有一票否决权。刘卫东介绍，党委书记和院长之间有明确的分工，党委书记主要负责管理干部、宣传以及实行监督权等，而院长则负责决策的执行和协调。

专家委员会则是刘卫东的首创，主要负责参与以下事项的决策：1.每年的投资预算，包括投资金额、投哪个科室；2.学科的发展方向；3.人才的引进；4.医疗纠纷的处理等。专家委员会由医院里学历、职称双高的专家（原则上一个专业一个）组成，一般21-23人，保持单数，一年举行两次会议。在专家委员会下面还有57个专业委员会，和职能部门一起负责具体事务，比如抗生素管理小组委员会、院感委员会、病历资料委员会等。专业委员会由专家委员会的人带头，每年开两次会。

职代会由员工代表组成，主要负责职工福利，比如效益工资的分配方案，保险、补贴、退休人员体检等。刘卫东表示，职代会的作用是非常大的，其投票表决的结果受到政府承认，这无形中减少了院长的个人压力。刘卫东举例说：每个科室都觉得自己工作辛苦奖金低，都来找院长给优惠。建立职代会之后，可以让有意见的部门提出绩效分配方案，交给职代会投票表决，所有科室都参与，你的诉求合理与否，民意会给出答案。

刘卫东表示，把院长的权力分出去有几个明显的好处：首先能避免院长专权，出现决策上的错误；其次，决策过程是公开透明的，不会让人怀疑“暗箱操作”；此外，中国作为人情社会，院长会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诉求，通过投票表决可以缓解院长的压力，这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。（本文为《看医界》发布，转载须经授权，并在文章开头注明作者和来源。）